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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明珠:我不是依附型 而是挑战型
发布时间:2008-03-10 12:00:00
董明珠:我不是依附型 而是挑战型
 
08年3月7日     《中国企业家》 雷晓宇
 
  在董明珠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:“献身企业忘自我,棋行天下女俊杰”。这是GREE电器董事长朱江洪在2005年8月送给董明珠的生日贺礼。那年,她51岁。
  董明珠的第二本自传《行棋无悔》中专门有一章“风雨同舟”,谈到了她和朱江洪的事业默契:“我希翼有一天能超过朱总,我相信他也希翼我能超过他;但我还相信,朱总希翼自己永远站得比我高,就像他现在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一样……GREE要发展,离不开大家两人的精诚合作。说句稍微出格的话,如果不是我1994年回来帮忙整顿经营部,GREE不会有今天。从这一意义上讲,朱总也是幸运的,如果他不认识我,将会是他的一大遗憾。”
  朱江洪和董明珠,很难说是谁成就了谁。朱是故事的开头,谁也不知道董会不会是故事的结局。
  在工作中,董明珠自认不是一个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人。
  “有人问我,是不是因为你是女性,肯定更会用亲和力去感动别人?后来我告诉他们,错了。一个企业家如果今天能够用亲和力改变事实的话,那全部让女性当干部就可以了。反过来,我认为一个女性干部在管应当中和男性是不能有差异的。”
  她说她跟其他一些女企业家不同,“我不是‘依附型’,我是‘挑战型’。”
  这个家电业的“拼命三郎”、“中国的阿信”,被市场上的同行形容为“桃花过后,寸草不生”。用她自己的话说:“出门卖空调,闭门也是卖空调,未来还是卖空调,空调卖得越多我就越高兴。”“我的满足感是来自于今天又战胜了一个困难,而不是今天又穿了一件新衣服。”
  但是她又不接受别人说她没有女人味儿。“我现在都是被环境逼的。你说我闲不下来?你真太不了解我了。如果我退休了,我一定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好。”她甚至不顾听者的错愕,用“温顺”一词来形容自己。
  董明珠爱打扮,每天的衣服都不重样。即使她对于时尚不在行,对于审美也一定是有心得的。她觉得自己适合穿米色。她的爱好之一竟然是绣花!她说以前在南京家里的窗帘和桌布都是她自己绣的。不管什么电视剧,她有空就逮着看两眼,然后津津乐道地跟别人说她喜欢《蓝色生死恋》。她从不愿意跟人谈自己的家庭,却非常愿意说说自己的儿子。她手机的壁纸图案就是和儿子的合影。
  说到电视剧,2002年,董明珠的第一本自传《棋行天下》曾经被拍成电视剧,扮演她的是演员左翎。问她到底像不像那么回事,她的评价是“长得像,但剧中人的个性……”
  生活是艺术,但艺术不等于生活。编剧在改编中加进了更多优柔缠绵的细节,但是不是就是飞沙走石剑拔弩张,还得听本人的说法。以下为董明珠自述:
 
  他不支撑我支撑谁?
 
  我在企业当中历来是属于强悍型的——我的部下也好,包括我上面的领导,他们可能隐隐约约都会感觉到这点。一般常规的话,作为一个副总也好,作为一个下级也好,都会是依附性的,而我一般是主动性的。我是容易出击的类型。当我还是一个经营部长的时候,我就是这个性格,直言不讳。
  其实早在1992年的时候,朱总就跟我说,能否到总部来当部长。我那时候在安徽做业务员(注:董明珠1990年加入GREE,2001年成为总经理),没有房子分,当了部长就可以分房了。我说不行,市场最重要,我不愿意回来。我之所以1994年愿意回来当部长,主要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业务员集体叛逃。说老实话,如果平平淡淡让我回来当的话,我觉得没有意义,但这是最有挑战性的时候,我觉得回来当部长还是有一点意义的。从我当部长那天起,我就知道我什么也不会得到,只有奉献。
  我在GREE十几年,如果说有什么无奈的时候的话,就是我权力不够大。我现在的权力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。对于平级的或者上级,当他们处理一些问题我认为不正确,跟他们进行博弈的时候,可能会无奈。这时候,我一般会得到朱总的支撑,只有朱总才能说动他们。
  比如我刚到经营部工作不久,发现一个问题:大家坚持先付款后发货,但是客户有没有钱,有多少钱,只有财务部才清楚。有时候经营部要发货了,开票员问这人有没有打钱过来,财务部却不清楚,要查账才知道。这样一来,无论经营部如何改革,如何坚持先付款后发货,由于财务部配合不好甚至不配合,早晚会发生严重差错。
  我决定伸手要企业的财务权。
  当时要财权的时候,朱总也犹豫过。当时管财务的也跟朱总说,如果把财权给她,她不就没人控制了吗?又是财权又是物的,都在她那儿,那谁监督她呢?朱总后来想想觉得也有道理,就问我,你把财权拿走,权、钱都你抓了,那谁来监督你呀?
  我说,谁监督?谁都可以监督我,24小时你们随时来查账都可以。我要这个财权并不是我的使用权,我只是把收进来的钱由我来知道而已,而且我收了钱还是马上交给财务,只是这个过程我来控制,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服务于市场,加快我的速度。我说,朱总我讲得这么清楚,你不支撑我,那我就没信心在这儿做了——我要这个权力,不是我自己的权力最大化,我只是为了能够做好一件事。话说到这个份上,他不支撑我支撑谁呀?任何时候我再强悍、再怎么样,我只是为了企业的利益,而不是为了个人。
  其实我不太注意细节,容易得罪人。有时候朱总也跟我说,你做事情太急了,得理不饶人。如果没有他在我背后的这种支撑,我肯定也做不到,你想讲原则也不行,没给你讲原则的机会和环境。肯定有人到他面前告我状,有时他一听,觉得哎呀不得了了,觉得这事儿很大,也会来找我,可能也会批评我。
  有时候我也想,我为什么要得罪人?都说我不好,何必呢?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种正义感的话,这个企业就没有活力了。我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弄简单。你可以永远也不得罪人,但同时你也永远做不成一件事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,肯定有人恨你也有人爱你,但是只要多数人爱你少数人恨你,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如果全都是爱你,肯定不是个好人;全部恨你,肯定也不是个好人。
  朱总是一个很宽容的人,心胸很博大。开始创业的时候,企业才二三百人,一个销售员的待遇是老总的20倍甚至30倍那么高。那时候采购部有个人很爱炫耀,拿着一个砖头一样的手机——那时候全单位就采购部有这么一个手机。一般的领导肯定不会这么做,但是他就能够把手机和车都让给采购和销售,自己走路上下班……我对朱总这个人的认识是从这些点滴开始建立起来的。
  如果说我有什么要向他学习的,就是他的宽容,不过我没有学好。要是哪天我的性格变了,董明珠就不是董明珠。
  是不是需要“搭档的艺术”?一说“艺术”,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做作的东西在里面。其实只要真诚坦荡,我觉得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反正我冲动起来是没什么分寸可言的,朱总就绝对不会。好在我和朱总都不是很在意权力的那种人。我也不觉得我的个性会对他造成压力——如果他没有这点胸怀,GREE也不会有今天。
 
  他不太好斗,我相反
 
  对于朱总来说,从2003年到2005年的改制风波可能是他做GREE以来经历最大的一件事情。
  当时,GREE电器和GREE集团的体制矛盾被公开化了,并被媒体迅速热炒成“父子之争”(注:GREE集团曾经连换三任董事长,每个人都与朱江洪貌合神离)。2003年12月,《粤港信息报》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《GREE再现褚时建式人物》,朱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
  当时我得到消息,有人设了一个局,让朱总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做。当时朱总说不行,不按照他们的去做,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派了人去找朱总,想叫他自动退,如果不退的话,就“上程序”。所谓程序,就是在大家开股东会的时候,把朱总撵开——他坐以待毙,什么也做不了,而且这也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事情。
  当然,我也是被拉拢的对象,董事长、总经理任我选都可以。他们太不了解我了!我觉得事情要分对错。第一,当时他还没到退休年龄;第二,对方给他的吸引是要他退休以后拿5年的年薪,每年升到200万,5年拿1000万,那等于是权钱交易嘛。当时我说,朱总,虽然这个人不懂企业,也不懂管理,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认可你的。他就一笑,说,他给我拿我也不敢拿,也不能拿,这不合法。
  他当时也跟我讲:“无所谓,不让我做我就不做了。不做,不是我朱江洪的损失,是企业的损失、政府的损失。”他不太好斗,认为在跟对手的这场博弈里他没有什么希翼了。当时我就跟他讲,错了,这不是你做不做,是对与错的问题。集团被那些人搞得亏了几十个亿,要是他们来做GREE电器,企业很快就会断送掉,这可以说是损害国家利益。我觉得一定要坚持,就算不做也得有一个说法,做人要讲原则。
  我亲自去找了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,后来没有让那个人来参加大家的股东会。反正这件事最后没有让人得逞。这件事确实做对了,如果当时要那样变化的话,后果很难想象。
  在这件事上,不是说因为朱总这个人我来支撑他。这不是针对人的问题,而是针对一个事情、一个思想,错与对的问题。
  大家有没有想过出走、另创品牌?真没想过。你为什么不去改变?你为什么老是退缩?老是一想着就是跑呢?你老是逃,老是说不行我就走,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,赢不赢是结果,但是你一定要去博弈。
  2004年还有一个事情,就是GREE和国美的较量。
  当时我在北京开人代会,接了个电话,听说了国美的事情(成都国美未经GREE允许擅自将其产品大幅降价),我马上讲,停掉它,全部撤出国美。当然朱总是稳健型的,他觉得要不要再斟酌一下。但是我觉得无所谓,营销本身就是我管的,我下决心撤就行了,朱总他不相信我还相信谁呀。
  我就是一个观点,斗!我必须要面对,不能说某个对象打了我,我还跟它跪地求饶,那是不可能的。只有出拳,一定有办法跟他斗!
  大家销售部也会担心,说撤了以后我这里怎么办?我说你不就少了几个亿嘛。国美一年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多亿、两个亿嘛,这两个亿损失掉以后,反正别的地方肯定能拉回来。我每年的总量这么多,谁卖不重要,只要我卖出去了就行了,这就是我的抉择。
  另外大家做一件事情确实也要评估。大家要撤出国美,得评估我的实力在哪里。这种实力是我的品质、我的产品好,第二我的服务好,第三我有一个强大的营销队伍,所以我就无所谓了。
 
  共识
 
  在GREE改制风波那件事上,如果不是朱总,换成另外一个人,我会怎么做?我还会这样做吗?有时候的确出于人,但是那个人如果不跟你一个思想的话,可能对企业的伤害是最大的。
  我管营销,朱总主技术,但是在GREE的技术路线上大家能够达成共识。一个人要客观地做一件事或者看一件事,你不能太极端。搞营销的时候我老跟营销人员说,你们在外面发现芝麻大的质量问题,回去就说成西瓜“吓”他们(管生产、技术的人),要他们重视质量、重视技术。我从来都是这个观点。如果没有营销,可能也没有GREE电器的今天。但是营销是不是最重要的?我还是认为技术是最重要的。没有心脏你肯定不能活,但是你肺切掉半个还能活,就这么简单,但你整个肺都没有肯定也不行。我觉得营销跟技术就是这个关系。
  另外,GREE对于要不要多元化、搞不搞收购这些问题,大家也是一直有共识的。在战略问题上大家没有异议,只是大家处理具体事情的方法不太一样,有人要缓一缓,有人要快一点。
  当年广东另一家知名家电企业出问题时找过大家。朱总跟他们的代表见过两次,第三次我也去了。
  当着朱总的面,我就跟对方讲了两个观点:第一,我说现在好比谈恋爱,你们俩(注:指该企业与该地方政府)关系没搞清楚,叫我去,我就成了第三者了,那不行。第二,据你刚才说的情况,我认为你们俩都有问题,只不过一个有大问题一个有小问题。
  我没想过跟朱总碰一下再说,一个人意见有什么不能发表的?对方听完以后,说,知道你们GREE为什么撑得住了。
  1999年、2000年网络泡沫时,外界诱惑特别大。有人在香港注册了一个IT企业准备上市,问朱总能不能去兼一个董事。我跟他讲,不成熟的岗位,你进去只有死路一条,因为你不能掌控它,你进去不是盲目吗?你是否准备投进去不收回?你要有这样的承受能力你就去做。
  当时大家这样坚持,慢慢第三年IT泡沫就显现出来了,很多企业都垮掉了。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大家有先天意识,但是我觉得大家做一件事一定是自己能够掌控的。大家做一个投资可能是有风险的,但是这个风险大家最起码能够抵御,或者大家能承受得起这个风险。如果做不好拿不回来,我这个企业也能活得很好,那我就可以去尝试。你连这种底气都没有你去尝试,连家当都卖掉了,你是赌博性的,那不行。
  大家同行都讲,遇到董明珠是朱江洪的福气,遇到朱江洪是董明珠的运气。大家的竞争对手也说,朱江洪和董明珠两个人要是吵架就好了,或者有一个生病就好了,或者有一个退休就好了。
 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出去创业,没有必要,也没有信心,权力本身不是我的追求。我也从没觉得做二把手很安全,进可攻退可守——有这种想法的人对自己保护意识太强,没有奉献精神。像这种人就不要谈了,因为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,根本没有想别人,没什么好谈的了。
  当《中国企业家》问她,你可以一个人来面对GREE、领导GREE吗?
董明珠回答:“你提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突然,因为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
 
    一个狮子座女人的精神洁癖
 
    文 | 本刊记者 雷晓宇
 
    董明珠说她小时候是个调皮的孩子,老跟男孩子一起爬山溜冰。她记得最深的是这么一件事情。
“小时候参加夏令营,别人游泳,我是坚决不去的。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穿游泳衣太暴露。我的引导员跟我讲,你一定要去游泳。去就去,但是那次游泳是在野外,我又怕脏。当时正好挑了两个水性特别好的人带我,这两个嗜水如命的人见到水就游走了。当时我才一米多高,又瘦,水虽然很浅,但我晃一下就倒进水里了。好像当时还是几个不会游泳的人把我救上来的。要不是这几个人,我早就死掉了。第二天我就说一定要学会游泳,一定要自救,就学会了。”
    董明珠由此得出的总结是,第一,不要跟随最好的、自己差人家太远的企业,不要想一步登天,必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来。有些家电企业收购国际级企业,想一夜成为全球500强,怎么可能?第二,大家不要认为犯个小错误没问题,犯小错误就是大错误,水浅也能把人淹死。
    关于这件小事,也许还能继续帮她总结下去。
    第三,对于游泳衣和河水的避忌多少说明她的精神洁癖。这种精神洁癖后来在她的生意上被放大成一种完美主义倾向,同时也让她的生活在20多年来几乎保持“静止”的状态。
第四,本文的标题再一次得到印证。她不折不扣是个挑战型的狮子座。
第五,能把一次儿童溺水事件和中国商业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,这样的人不做领导也很可惜。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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